本文系葛兆光教授為《葛兆光講義系列》摘錄
“給大學生常識，給碩士生方法，給博士生視野”，這是我對大學人文學科基本教育和專業(yè)訓練三個階段的理解。
——復旦大學教授 葛兆光
如今大學越來越多，條件不一，水平參差，指導者的路數(shù)不同，不同學校培養(yǎng)研究生的方法和標準也不同。
有些指導教師似乎對這三種教育沒有區(qū)分，有時候把研究生當作大學生，塞上一堆“常識”便草草了事，使得早已掌握了基本知識的研究生要么對課程失去興趣，要么以為“學術(shù)”不過如此，“研究”就是重復敘述；有時候又把大學生當作研究生，基本常識還不具備時，便傳授種種“偏方”“秘方”，使大學生早早學會了出偏鋒、用怪招。
講課要“乘興而行，興盡而返”
我對大學人文學科的教學，曾經(jīng)有個說法，“給大學生常識；給碩士生方法；給博士生視野”，很多朋友引用過，覺得我講得有那么一點兒道理。不過，說歸說，做歸做，真正能夠按照這種方式上好課，卻沒那么容易。
我在不同的大學講了三四十年的課，也換著各種主題講過很多門課，也曾盡力通過講課實踐這種理想，所以，準備課程和撰寫講義，要占去我大部分工作時間。不過，也因此從講義到著作，出版了不少論著，包括我的《中國思想史》兩卷本和《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》三卷本，其實原本都是講義。
盡管錢鍾書先生曾經(jīng)在《圍城》里很諷刺這種拿“講義當著作”又拿“著作當講義”的車輪戰(zhàn)法，可能那是因為他不必總在大學講課的緣故。
我有一個基本固定的講義撰寫模式。為了準備講課，我常常用紙筆先寫詳細的大綱，然后在這些大綱上，貼滿各種抄錄了史料或心得的簽紙；在講述一兩輪之后，便把這些五顏六色亂七八糟的紙本，轉(zhuǎn)錄成電腦格式的文本，接著再把它打印出來，在天頭地腳左邊右邊批注種種文字，并且繼續(xù)貼滿修補的簽紙。
這樣經(jīng)過三五輪增補和刪訂后，就成為最終的講義，而我在完成了最終講義之后，也就不再講這門課了。
為什么？因為既然已經(jīng)完成，自己也已經(jīng)沒有新鮮感了，這就仿佛《世說新語》里說的王子猷雪夜訪問戴逵，“吾本乘興而行，興盡而返，何必見戴？”其實，好的講課人自己講述也是要“乘興而行，興盡而返”的，那種憑一本講義照本宣科講幾十年的事兒，我還真做不來。
講義和著作畢竟不同。著作可能需要有思想和新見，而講義最重要的不僅要明白，還要有知識。這個“葛兆光講義系列”，收錄了我多年講課講義的最終修訂稿。除了已經(jīng)丟失的《中國史學史講稿》，已經(jīng)由三聯(lián)書店出版的《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》（三冊）之外，這個系列大概應該包括以下若干種講義，即針對大學通識課程的《中國經(jīng)典十種》和《宋代文學十講》，針對大學歷史系本科生的《古代中國文化講義》和《古代中國藝術(shù)的文化史》，針對碩士生的《學術(shù)史講義:給碩士生的七堂課》，以及針對博士生的《亞洲史的研究方法:以近世東部亞洲海域為中心》。
以上這些講義，正在陸續(xù)整理出版中，如果還有余力，那么這個系列中也許還應該有一本給博士生的《亞洲中古宗教、思想與文化的交流》。
始于胡適曾任職的圖書館
《亞洲史的研究方法：以近世東部亞洲海域為中心》是我近十幾年在復旦大學講“亞洲史的研究方法”這門課的講義。
之所以要講這門課，是因為2010年，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設(shè)立了“亞洲宗教、藝術(shù)與歷史研究”博士招生方向，必須要有一門和“亞洲史”有關(guān)的基礎(chǔ)課程。可是亞洲那么大，沒有誰能包攬，沒有誰愿意承攬這個活兒，我只能硬著頭皮自己來，于是開始準備講義。
講義的初稿是2011年的春天，我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客座時開始草擬的。胡適曾經(jīng)任職的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亞圖書館（Gest Library），就在東亞系的Jones Hall隔壁Frist Campus Center的樓上。
我真應該感謝這個圖書館！它收藏的東亞文獻給我提供了豐富的歷史資料，收藏的東亞論著也刺激了很多的研究思路。至今還記得，我當時在葛思德東亞圖書館里，攤開稿本開始撰寫課程大綱，想到什么就用筆在紙上寫下來，看到什么也用貼紙記下來貼在大綱上。就這樣，兩個月里，漸漸積累了沓稿紙和五花八門的資料。
五月中回到上海，就開始把大綱和資料，另外手寫，重新修改成講稿，那時的講稿很粗略，只是作為講課時的提示性內(nèi)容。我歷來講課，都是一邊講一邊完善。這一年的九月開學，在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和歷史系第一次講這門課，當時的自我感覺，好像還頗像模像樣。于是此后十一年里，陸陸續(xù)續(xù)講了八九次，講了再改，改了又講。
在十幾年里，這份講義漸漸地從手寫的大綱和抄錄的貼紙，變成錄入電腦打印出來的講義，打印的講義天頭地腳上，陸陸續(xù)續(xù)又寫滿了新的內(nèi)容，旁邊又貼上了好多寫滿字的貼紙，然后，再一次重新錄入打印。周而復始，到了2021年，終于成了現(xiàn)在這個樣子。
經(jīng)過近十輪講述，2021年的秋冬學期，我最后一次上這門課，手中的講義也漸漸成形。很多人都知道，多年來我的習慣是，一旦講義完成并交付出版，這門課便不會再講了，既是自信它已經(jīng)完成使命，也是因為害怕再照本宣科讓聽眾笑話。
可是，也許是因為這門課完全是一個嘗試罷，這回我還是感到了一點兒不自信，我總是在想，課雖然講完了，但不知道這門課的目的，是不是真的達到。
葛兆光（左一）與燕爽、戴燕參觀社聯(lián)東館
不能不多講一些"有用"的課
《學術(shù)史講義：給碩士生的七堂課》是我近二十年來給碩士研究生開“中國學術(shù)史專題”課程的講稿，這門課在清華大學講過，也在復旦大學講過，原意是想給剛剛進入研究之門的碩士生們一點兒有關(guān)學術(shù)史的常識，從學術(shù)史里學到做學問的方法。
我一直覺得，從學習常識的大學生，變成創(chuàng)造新知的碩士生，是一個大轉(zhuǎn)折，之所以叫“研究生”，就是說要開始自己獨特的研究，而要有自己獨特的研究，就得對自己從事的這個領(lǐng)域里前人的研究狀況，多少有一點兒了解，而前人的研究狀況，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“學術(shù)史”。
不過，“學術(shù)”的內(nèi)容太廣，“學術(shù)史”的范圍太大，我知識有限，只是講了很小的一部分，也只是在我熟悉的思想史領(lǐng)域。所以嚴格地說，這本書的書名應當叫“古代中國知識、思想與信仰研究的學術(shù)史”。但是，作為出版物，書名不宜太冗長太纏繞，所以不避疑義，干脆就叫“學術(shù)史講義”，為了說得明白，又在下面加了一個副標題叫“給碩士生的七堂課”。
《葛兆光講義系列》（四種）
葛兆光 著
商務印書館
我本來也沒想出版，但聽過這門課的學生，特別是同在文史研究院任教的張佳博士卻很鼓勵我出版。為什么？他說“這門課很有用”。“有用”這個詞在如今大學人文學科里，多少有一些不合時宜。
現(xiàn)在的大學人文學科，有人常常標榜“無用之為大用”。有時候說得興起，甚至把坐在虛空云端里講的一些不著邊際的話頭，以及類似“安慰劑”一樣的心靈雞湯，也當作人文學科祛除自卑、傲視眾生的本領(lǐng)。所以，他們不免對工具性的“有用”嗤之以鼻，以至于害得有些研究生也走上“游談無根”和“放言高論”的路向。
曾經(jīng)讀到宋人引用米芾（1051—1107）論書法的一段話，這個大書法家說，前人講書法，常常是“征引迂遠，比況奇巧，如龍?zhí)扉T，虎臥鳳閣，是何等語？或遣詞求工，去法愈遠”。他覺得，這對學習書法的人毫無意義。他倒是要講實在的方法，“故吾所論，要在入人，不為溢辭”。這里的“入人”二字，相當有深意，就是你講的道理和方法，要讓人能真的進入書法之門。
我很贊同這個說法，當老師的，不能不多講一些“有用”的課，讓碩士研究生從一開始，就學一些基本知識和有用方法，免得將來成為徒有屠龍技卻無所施展的空頭學者。
那么，什么是有用的？我曾經(jīng)說過，人文學科應該“給大學生常識，給碩士生方法，給博士生視野”。這門課是給碩士生開設(shè)的，我曾經(jīng)強調(diào)這是給碩士一年級學生開設(shè)的，所以，格外注重入門的“途徑”和“方法”。
正如我在《開場白》里所說的，從大的來說，就是通過學術(shù)史了解你從事的這個領(lǐng)域或者這個主題，“現(xiàn)代學術(shù)”是怎樣從“傳統(tǒng)學術(shù)”中轉(zhuǎn)型而來的，了解這一領(lǐng)域的“學術(shù)轉(zhuǎn)型”之背景是什么，這一領(lǐng)域的當下學術(shù)研究的趨向、理論和方法如何，未來學術(shù)發(fā)展的可能方向是什么；從小的來說，就是通過學術(shù)史，看看各領(lǐng)域里前人做了什么，他們怎么做的，誰做得好誰做得不好，誰的研究是典范，還有什么地方什么課題可以做。
古代中國有一個人所皆知的故事，就是點石成金。當老師的，是給研究生現(xiàn)成的金子讓他花，還是給他一個可以點石成金的指頭？我覺得后者更重要。古人曾說“鴛鴦繡出從教看，莫把金針度與人”，可現(xiàn)代學術(shù)和現(xiàn)代教育，卻偏偏強調(diào)要“金針度人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