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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“996”的我,工資還沒父母退休金高,買房生娃都得“啃老”

導讀 延遲退休話題下,人們不僅憂慮工作時間再度延長,也憂慮未來拿不到退休金。而在當下,一部分年輕人發(fā)現(xiàn),父輩們的退休金比自己的工資還高,“退休金倒掛”的現(xiàn)象越來越多。
延遲退休話題下,人們不僅憂慮工作時間再度延長,也憂慮未來拿不到退休金。而在當下,一部分年輕人發(fā)現(xiàn),父輩們的退休金比自己的工資還高,“退休金倒掛”的現(xiàn)象越來越多。

中青年在社會上內卷,退休的老人們則能拿到比“996”更高的薪水。兩代人的不同際遇產生的“錯配”和生存負擔的雙重擠壓下,退休金被父輩拿出來補貼下一代,“啃老”成為一種無奈的現(xiàn)實。

而更殘酷的問題是,當這一代人老去的時候,他們又能依靠誰?

文 |曹婷婷

編輯 |趙磊

運營 |月彌

第二次選擇

陳秋原33歲了,她已婚,未育,在上海工作,收入尚可,但人生漸漸走入了一個“尷尬期”。

首先發(fā)出信號的是身體。她在一家廣告公司工作,公司規(guī)模不大,流動性卻很高,最要命的是24小時待機的工作模式,長期伏案工作讓她的頸椎曲度變直,時常惡心嘔吐。去年下半年,她因為要補辦婚禮,請了一天婚假,第二天去上班,一直加班到凌晨四點,電話里,平時沉默寡言的老公直接沖她發(fā)火了。

當時她就打定主意要辭職,工作已經觸碰到了天花板,為了這每月13000塊錢,也不值得犧牲身體、影響夫妻感情。

裸辭后,收入驟降。原本陳秋原夫妻倆月入過三萬,生活吃穿不愁,但去年初丈夫被緊急調到深圳,每個月增加了5000多元房租,加上原本就有的9000多元房貸,現(xiàn)在她沒了收入,還得自己掏2000多元交社保,留給兩人的生活費只剩下約5000元。

陳秋原不是沒有算過賬,讓她有勇氣裸辭的,是來自父母的幫扶——一套父母買下的上海房子租出去了,能給她帶來每個月6000元的工資外收入,父母還幫她還著每個月2600元的車貸。即便她不工作,每個月過萬的生活費,完全足夠他們夫妻倆開銷。

但她并不想這樣,都這歲數(shù)了,還跟家里伸手,多少會有些壓力。她和丈夫自覺收緊開支,以前每個月都買的衣服,現(xiàn)在大半年買一次,丈夫鐘愛的電子產品也基本暫停更新;以前每月光顧兩三次人均過千的餐廳,下班早就約朋友逛街吃飯,現(xiàn)在有時間了,反而取消了一切休閑的聚會,“不必要的開銷都沒了”。

更重要的是重新找到工作。她試了幾次,但屢屢碰壁,已婚未育的身份,“對于人家公司的HR來說就是一個炸彈”。最接近成功的一次,已經走到第三輪面試,但面試官問過婚育狀況后就沒了下文。面得多了,她找工作的信心也漸漸微弱。她還擔心,工作幾年后真的生了孩子,過了哺乳期也會被開除。

家里也催生,但她不敢生。經濟壓力和生育壓力是交纏的,“生不起,養(yǎng)不起”。陳秋原和丈夫商量后,決定先解決工作,之后再考慮生育。

深思熟慮后,她決定考編。社區(qū)或許是不錯的選擇,“離家近,壓力可能小一點”。去年七月,離職前,她考過一次家附近的社區(qū)。她家還在郊區(qū),幾十個人考一個崗位,結果不太好,距離進面試還差3分。

這次,她決定全力以赴,似乎考上了,一切都能迎刃而解。但她心里也沒底,“記憶力和學生時代差很遠”。坐在家里復習的時候,人生又像回到了讀書年代,等待著一場重要的考試決定自己命運的走向。

陳秋原本不用面對這些。父母為她指過路,剛大學畢業(yè),就安排她進了電視臺,沒有編制,但能簽長期合同,工作也比較輕松。那時候,沒有別的壓力,工資作為零花錢,生活很暢快。

待了兩年,她解了約,“年輕,實在坐不住”。直到去外面找工作,才發(fā)現(xiàn)生活很殘酷,“企業(yè)總會有壓榨”。

陳秋原的父母都是醫(yī)生,早年本科畢業(yè)后就分配進了醫(yī)院,工作幾十年,升到了高級職稱。現(xiàn)在都退了休,兩人加起來每個月有三萬的退休金。老兩口不想女兒受苦,曾經提過繼續(xù)幫助陳秋原,話題剛有苗頭就被她掐滅了。對于啃老這件事,她內心感覺到煎熬。“相當于每個月已經補貼了我8000多元,實在不好意思再問他們要錢。”

另一個原因是,公婆退休金很低,為了生活還在打零工,沒辦法給子女提供幫助。陳秋原不忍心麻煩公婆,但“如果我爸媽又出錢又出力,他們也會心里不舒服”。她朋友就是這樣的例子,女方父母付出更多,這種不平衡傳導給夫妻,倆人頻繁鬧矛盾,幾次走到離婚的邊緣。

陳秋原還是幸運的,正是有父母兜底,她比較輕松地擁有了第二次選擇人生的機會,可以脫產考編。這樣的例子并不少見,許多人走到中年,眾多煩惱襲來,肩上的負擔越來越重,在條件不錯的家庭里,“啃老”的負面意義逐漸消退,許多人不得不接受父母的扶持,才能夠得上高昂的房價和生育成本。

 

▲ 陳秋原準備考編時下單的參考書。圖 / 受訪者提供

倒掛的“工資”

像陳秋原這樣,父母的退休金比自己的工資高,在這樣的家庭里,補貼子女成為了父母們的默契。

最常見的是在縣城。李曉琪今年28歲,在她的湖南老家,父母補貼子女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。她的同齡朋友們,許多已經在父母的幫襯下,過上了有房有車有孩子的安穩(wěn)生活。這樣的配置通常見于體制內家庭,父母有比較高的退休金,很多都比子女的工資更高。提前內退的長輩,還有充足的時間幫子女帶孫輩。“在老家,年輕人進體制內的工資都是很低的,那家里面基本上都是做好了給孩子補貼的準備。”

王遠今年六月大學畢業(yè),他最近在上考公補習班,準備沖刺不久后的安徽省考。王遠的父親還有幾年退休,退休工資能達到一萬以上。他學文科,這個數(shù)字很可能超過他未來能拿到的薪水。父親曾主動和他談話,表明等他以后有了孩子,會提供經濟上的幫助。

除了補貼子女生活和養(yǎng)娃,老人們的退休金最多的去處是補貼子女買房。今年42歲的徐荔,她的房貸至今是父母在幫忙還。

 

▲ 徐荔父母退休后,一家人去國外旅游。圖 / 受訪者提供

這些有能力補貼兒女的老人們,往往都有著不低的退休金。不少年輕人直到踏入工作,才意識到父母的退休金有多高。

在武漢當文員的陳溪,每個月工資都達不到交稅門檻。有一回,她回到家,和一位長輩聊天,對方的退休工資幾乎是她的三倍。她在小紅書發(fā)了一條感慨的帖子,吸引了上千條留言,許多人分享自己長輩的高額退休金。她覺得,老人家在那個崗位上工作了幾十年,值得這份薪水,而眼下自己的工作,幾乎不可能干到退休。她想換工作,曾被騙去面試沖業(yè)績,也在皮包公司白干過幾天,不繳納社保的工作也碰見不少,很難碰到好的機會。

相比有些年輕人一成不變的收入,許多老人們的退休金每年還在增長。25歲的盧葦,此前在青島的機構當老師,即使加班,父母的退休金也比她的工資更高。每年調整社保的那個月,她的工資還會被多扣幾百塊,那時候她剛工作,發(fā)現(xiàn)社保越扣越多,回家就聽到父母說起漲工資的事情。盧葦母親幾年前剛退休的時候,退休金也只有1000多塊,現(xiàn)在則漲到了4000多塊。

父母有能力、有意愿幫助子女,但對子女而言,“啃老”在很多時候是一種無奈的選擇。

山西人章靜,今年36歲,有兩個孩子,和父母同住。章靜的父母退休金加起來有上萬元。一家人中,章靜的工資是最低的。

她進過電廠和環(huán)保公司,最近的一份工作是社區(qū)網格員,試用期工資到手只有1000多塊,還是去年底,經社區(qū)朋友推薦,才拿到的報名資格。章靜經過筆試面試上崗,但被分配到了離家很遠的社區(qū),有時周末還要被喊去工作,她決定放棄。在太原,適合她的崗位并不多。大學畢業(yè)的她,也不愿意去打零工,“工資很低,也沒有任何保障,可能不如照顧孩子重要”。

章靜原本以為,自己已婚已育,又有父母搭把手,再找一份工作不難。但面試了幾個月,一無所獲。有一次她面試訂單專員,過程很順利,最終仍沒通過。她追問緣由,對方稱因為她有空窗期。“這份工作又不要技術,后來面試官告訴我,他比我還要小一歲。”章靜明白了,年齡也開始限制她。

她不斷投簡歷和面試,沒有工作的時間里,父母的退休金成為了生活來源。有一回,父母一口氣支持了一兩萬的早教課費用。當時她幾番猶豫,還是覺得對孩子成長有好處,準備自己刷信用卡,父親知道后,主動提出付這筆錢。

因為帶著孩子住在父母家里,章靜平時幾乎不用花錢,每個月生活費用不到1000塊,幾乎都花在孩子身上。她自覺降低自己的消費,也不希望因為花錢產生家庭矛盾。有一年在親戚家,她買了一件100塊的打折雜牌衣服,母親指責她,“又不掙錢,光會花錢”。這種時候,她會加倍感覺到“啃老”帶來的不自由,不只是經濟上依靠他人,還有日常里的細微束縛。

但章靜有時也能說服自己。父母手上拿著錢,很容易被各種親戚朋友借走。目前倆人都各自借出了不少錢,“花在自己姑娘身上,總比花在外人身上強”。

兩代人

在當下的年輕人眼里,父母們都是“苦盡甘來”,在年輕的時候受了很多苦,中年的時候遇上中國經濟騰飛,稍微抓住點什么機會,就能積累下財富,就算不能大富大貴,人生也是向上走的。

“那時候房子分的,工作分的,真的是羨慕不來。”盧葦?shù)母改笌啄昵胺謩e從手表廠和機械廠退休,因為廠里效益不算好,每個月退休工資都只有4000多塊,但已經和她目前能找到的工作收入持平了。而姥爺從卷煙廠退休,“十幾年前的退休工資就已經將近一萬了,當時平均工資才一千多”。

王遠覺得,父親吃過的苦,值得拿一萬的退休金。“我父親那個年代還是很苦的,我母親剛嫁過來的時候,我們家還是古磚搭的房子,上面的瓦還有點漏雨。”他的父親在15歲的時候就頂崗成為了中學老師,“底下的學生年紀都比他大,上課還要墊板凳才夠得上黑板”。他覺得,那時候工資很低,很多人都不愿意留在鄉(xiāng)里教書,父親耐住了寂寞,又評上了高級職稱,對于父親的高退休工資,他并不意外。

2019年畢業(yè)后,盧葦去了機構當康復訓練老師。周末算上加班費,工資能到七八千。但很快碰上疫情,“第一年六個月沒開門,后來又三個月沒開門,去年底碰上疫情又關門很久”。她拿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最低工資。今年,生活逐漸回歸正規(guī),但翻一翻招聘軟件,同樣的崗位,月薪四五千的變多了,“比疫情前還低,可能很多機構倒閉了”。

她決定考研。每天五點出頭就起床去自習室學習,晚上父母休息了才回家。“沒有別的選擇了。”她期望著考上研,進入學校當老師,能夠穩(wěn)定一些。雖然住在家里,但只動用自己的積蓄。吃飯每頓控制在10塊錢左右,每個月自習室收費400塊,她計算過,工作攢下的存款可以支撐到考研結束。

盧葦?shù)母改钙鸪醪焕斫馑臎Q定。她的父母生于50年代末,恢復高考后沒有考上,于是直接分配進了廠里。倆人在不同的廠,后來都分到了房子。生下她后,母親休了長達兩年的產假,漫長的假期結束,又繼續(xù)回到原崗位工作。盧葦?shù)臓敔斴叾荚隗w制內,比父輩的退休金更高一些。在她看來,父母的人生比較順利。唯一常常聽到父母念叨的,是后悔當時沒有轉去效益更好的廠,比如電廠、自來水廠,據(jù)說退休金能翻倍。

時代變化,兩代人對彼此的理解,需要經歷一個過程。但在家庭里,誰的收入更高,才能有更大的話語權。章靜沒有工作,丈夫主要負擔孩子的學費,生活開支都靠父母補貼。父母曾因給親戚擔保,賠了一筆錢,數(shù)額高達幾十萬,但兩家人至今仍在來往,甚至母親有時還會給親戚借錢。章靜沒辦法制止,“那是人家的錢,人家有支配權。況且我現(xiàn)在沒有工資,也得多少靠人家點”。

希望把話語權放在自己手里,也是陳秋原不愿再多跟父母拿錢的原因之一。小時候,父母對她很嚴厲,她覺得自己的童年并不快樂。長大后,她掙脫過父母的選擇,卻也難以拒絕父母的幫助,“思維上獨立,經濟上不獨立”。但她內心始終覺得,“年輕人還是要靠自己”。

大多數(shù)時候,都是父母不舍得給自己花錢,卻主動給兒女花錢。徐雯雯今年26歲,在北京一家私企工作,每個月工資到手6000多塊。住在家里,不用租房,為她省下了幾乎一半的工資。母親每個月退休金7000元,比她月收入更高。去年夏天,她手機摔壞了,在不同價位的機型里糾結了好久,后來母親直接給她報銷了,“讓我買貴點的”。

盧葦家里一個月水電費支出不到40塊錢,父母學會了團購買菜,總能找到最優(yōu)惠的價格,喝水去山上打泉水,吃水果就參與軟件活動換。章靜的母親,在最節(jié)約的時候,燉排骨為了省點氣,就提前關火燜熟。父母們身上普遍存在的勤儉節(jié)約的品格,讓他們的錢最后大概率到了兒女手里。

老了怎么辦?

當父輩的退休金倒掛子女的工資,承受時代壓力的年輕人,在接受父母補貼的同時,也經歷了心理上的波動。

徐荔曾被困在“啃老”的迷思里。她的父母都在體制內工作了幾十年,每個月退休金不低,加起來一年30萬。此外,公婆也是編制內人員。四份不錯的退休工資,讓雙方長輩每年都主動提供一些經濟支持。其實她和丈夫的工資也不算低,倆人也沒有鋪張的愛好。

但幾年前,她和朋友聊起天,發(fā)現(xiàn)朋友會固定給家里打錢,聯(lián)想到自己固定從家里收錢,她覺得“好像有點丟人”。當聊起父母幫忙還貸,也會聽見有人說“你都四十了,好意思剝削父母”。有一次和父親聊天,徐荔試探地說起這個話題,但父親的回應“特坦蕩”。“我爸說我一年就給你這么多錢,你愿意拿這個錢吃喝玩樂還房貸,花在孩子身上都行。”父親甚至和她開玩笑,說不是啃老,“這叫提前繼承”。

章靜也很無奈,“我不愿意啃老,我比誰都清楚我爸媽的血汗錢掙得多么辛苦”。因為要帶兩個孩子,丈夫也很少主動給錢,找不到工作時,她最先克扣自己。“不化妝,幾乎不買衣服。”

雖然不愿意啃老,但年輕一代很難靠自己走出困境。前幾天,2023年上海事業(yè)單位考試開啟報名,陳秋原報名的崗位限制比較多,往年只有二三十人報考,今年人數(shù)翻了倍。截止報名那天凌晨,她發(fā)現(xiàn)連殯儀館的崗位都有超過200人報名,她轉發(fā)給閨蜜,“太卷了”。

 

▲ 在上海,一個殯儀館相關崗位,報名人數(shù)超過200。圖 / 受訪者提供

她所報考的崗位最終報名人數(shù)超過100人,她開始動搖,“不想當炮灰了,100選1比高考錄取比例都要低得多”。放棄考編后,只能轉頭繼續(xù)投簡歷,但不限制年齡的崗位,最多的是單休銷售。“實在沒有的話單休也先去。”

報名人數(shù)的激增,陳秋原認為可能和延遲退休的討論有很大關系。“只有體制內能夠一直做到65歲,其他的私人公司很容易被裁。”對她來說,考編的時間窗口也即將過去,“感覺35-65歲不知道該怎么辦了”。

章靜每個月還要自己繳納1000塊左右的社保,如果延遲退休,她擔心領取時間就又縮短了幾年。“如果真65歲才能領的話,也許就不交了,因為不一定能活很久。”陳秋原也覺得,“只要有人在工作,就會發(fā)退休金,發(fā)不出來就繼續(xù)延遲退休,無非是怕只能領幾年就死了……”對于未來自己的養(yǎng)老問題,他們眼下唯一能做的,似乎也只有繳納一份社保,“想不了那么遠,先解決現(xiàn)在再想未來”。

根據(jù)國家統(tǒng)計局數(shù)據(jù),2010年至2020年,10年間就業(yè)人口比例由70.2%下降至63.4%,預計到2050年該數(shù)據(jù)將進一步降至45.2%;而另一方面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將快速提高,目前該數(shù)字為18.7%,預計到2050年時將高達37.2%。

一方面人口老齡化,養(yǎng)老金支出變大,一方面就業(yè)人口有所下降,養(yǎng)老金補給下降?,F(xiàn)在老人們的退休金高,正是享受到了人口紅利,2000年,平均10個年輕人供養(yǎng)一位老人,到了2021年,變成5個年輕人供養(yǎng)一位老人,但出生率的逐年下降,延遲退休方案的出臺,讓很多年輕人對老年生活不抱期望。

不過,因為父母有充足的養(yǎng)老金,醫(yī)療也有保障,陳秋原的憂慮里,至少沒有贍養(yǎng)父輩的壓力。對徐雯雯而言,父母有自己的退休金,意味著她目前只需要顧好自己。雖然在北京,六千塊的工資并不算高,但有家庭作后盾,她仍然能存下錢,每個月還制定了存錢目標。她和母親關系親密,因為母親屬于三高人群,她現(xiàn)在每天都會念叨母親:“好好吃藥,多活幾年。”媽媽則笑著回答:“我努力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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